新黄河记者：钱欢青  

《陌上拾花钿——与文物的十二场相遇》是一部独具风格的文物考古散文集。作者燕燕燕身兼文博工作者和散文作家的双重身份，为文严谨、专业又生动、活泼，散发着温婉细致的生命气息。这是一种实地探访式的写作，用目光凝视文物，用脚步丈量考古现场，同时从历史记载中钩沉人物故事，让静态的文物和遥远的历史，绽放出鲜明的色彩和鲜活的气息。

新黄河记者专访燕燕燕，为你讲述一位作家与文物和文学的美丽相遇。

与文物的相遇，何止十二场

新黄河：您说隋朝女孩李静训的金项链，成为开启您写作文物散文的钥匙，当时的情境是怎样的？为什么会是这条项链让您有了写作的冲动？

燕燕燕：多年前第一次踏进国家博物馆，看见那条项链，美得照眼。明艳成熟的式样，像某位女子的爱情信物，不曾想主人李静训是个九岁女孩。她身世显赫，生命短暂，墓中陪葬许多奇珍异宝，石棺上凶狠地告诫盗墓者“开者即死”。故事如此传奇如此凄美，又与文物相关，我作为写作者和文博工作者，自然非常着迷，便将这个素材储存下来。

之后几年，陷入创作的困顿。这时与李静训的项链再次重逢，仍是为之心折，忽然感到远离许久的一股文气重回心中，人也振奋起来。恰好又去看了茹茹公主墓的壁画，细究一下，两个女孩间有曲折隐秘的关联。当时李静训还没有那么红，茹茹公主更是少为人知。正史对她们吝啬，考古报告又刻板，我何不为她们补一篇小传，于是写成《琉璃脆》，自此正式开始文物散文的创作。

新黄河：书的主题是“陌上拾花钿”，副题是“与文物的十二场相遇”，“陌上拾花钿”体现了怎样的一种心绪？书中的十二篇文章在内容和结构上又有什么样的特点？

燕燕燕：书名出自刘禹锡的诗，原句是“月落乌啼云雨散，游童陌上拾花钿”。说的是一场夜宴歌舞散去后，孩童们在阡陌上捡拾女子遗落的头饰花钿。为书定名时犹豫不决，后来想到这句诗，作为一种意象，它如此贴合我的文物写作。我就像在历史阡陌上拾花钿的游童，而且“拾”，刚好是一个写作者的姿态。我很满意这个美丽恰当的书名，在序言里特地向刘老先生致谢了。

书中收录十二篇文章，故称为“与文物的十二场相遇”。其实相遇何止十二场，每篇都牵连到多件文物。我写作多用串珠法，积累的材料与想法糅杂于心，它们会适时地自己跳出来。内容上大致有两种，一是写某类器物，尽力写得细微透彻，比如《看俑记》和《瓷上事》，用功甚多，写得过瘾；另一种是《金面具》《荒王考》《寻妇好》等，透过墓中文物还原主人的一生，这种写时需慎重，守好想象力的边界。

那些闪着细碎微光的一钗一佩，那些柔软、脆弱和遗憾

新黄河：您去过很多博物馆，有过很多文物寻访之旅，也曾在您工作的博物馆和山东博物馆等亲手触摸过文物，您觉得对文物散文的写作而言，“在场”是不是特别重要？有哪些寻访经历让您印象特别深刻？

燕燕燕：高科技时代，若想省心省力，手机上就能看到想看的，甚至比看现场更清楚全面，但那肯定是“隔”的。写古人和古物，本就容易落入堆砌史料的困境，所以我执着于具身体验。当抵达某位古人的埋身之处，或以最近的距离凝望器物时，真切的连接发生了。同时会留意自己当下浮现的感受、周边环境中的信息、路过的人和发生的事。这些可以当成闲笔，但闲笔不闲，使文风新鲜活泼。

这些年难忘的经历不少，略举几个：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，泥土中露出一小片头骨，我激动地以为挖到了白玉；穿着旗袍，身上绑根绳子，下到一座很深的东汉大墓里；某个博物馆的院子，夕阳照着一堆残碑，蹲在地上读一位明朝女子的生平；独自去一个南方城市，看完博物馆出来，坐在小店里吃碗糕，喝米浆，天空明亮，三角梅和蓝花草盛放着，彼时我灵魂喜悦，身体全然放松，是生命中少有的完美状态。

新黄河：寻访的经历、文物的观看、历史的梳理总是水乳交融地融合在文字的情绪流动中，对于文物的客观性和情感的主观性，您是怎么处理的？

燕燕燕：谢谢赞美。我做过讲解员，知道观众的需求是什么，很少有人对文物“长宽高”之类的说明有兴致，大家更愿意听它的故事。考古报告中的描述一定是精确严谨的，但散文与讲解同样，不可枯燥。我写一件文物，用少量的专业术语，多多的文学语言，能表达准确就好。涉及到史事的，则坚定尊重正史。至于余下的篇章，不必写得一板一眼，展开自己的思想，尽量写得好看些。

我会用很多主语，证明这是私人经验。我不断想象，但提醒自己不要过度发挥，所以文中常会出现“也许”“或许”“可能”等不确定的语气，为读者留下空间。写古人，最怕写得和人家很熟一样，不能连人家的心理活动都知道。

新黄河：您的书中经常写到女性，从知名的妇好、窦绾、辛追，到不知名的庵上坊的王氏、明代墓志里的王氏、“列女图”中的女子，甚至写俑也会特别写到女俑，且笔下总有一种“大都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”的隔着时光的共情。这是否和您作为女性作家独特的细腻情感有关？对文物和历史体现的“大人物”和“小人物”，您是怎么看的？

燕燕燕：应是源于天生的女性视角，我格外迷恋古代女子留下的物件，能让我生出无尽的遐思。我渴望知晓千百年前同一性别的她们，在她们的时代里，度过了怎样的一生。相比起来，铭刻着男性历史的文物，难以勾起我太多的兴味。汉画像石上我最爱的也是一位女士——西王母，当讲解员时就爱和观众八卦她的爱情故事，书中《神女恋》一文是为她写的。

正史偏爱大人物，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也多是贵族王侯的陪葬。可我倾心闪着细碎微光的一钗一佩，胜过熠熠生辉的青铜礼器。妇好、窦绾、辛追，算是幸运的女性，生前锦衣玉食，身后亦有富丽的大墓安身。寻常人家的女子，用生命换来的贞洁牌坊上，仍是瑟缩在丈夫姓名后模糊的“王氏”。我在《旧相逢》里写了一对被冷落在库房角落里的民国铜镇纸，兰草竹叶间镌有三个女子的名字：汝飞，岛仲，实秀。这类文物不起眼，没有学术研究的必要，也少有上展的机会，但我捧着它们，爱不释手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诗“白骨如山忘姓氏，无非公子与红妆”。可我总想用文字再次点亮一些名字，书写她们的柔软、脆弱和遗憾。

“寥落千秋字字金，字中能见古人心”

新黄河：读《陌上拾花钿》，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温婉，无论凝视文物还是回望历史，目光里都带着一种温情，这是否和您的心性有关？您本身就在博物馆工作，工作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？

燕燕燕：我天性敏感，尤其在访碑寻古时，极易动情和共情。兵马俑、辛追、陈国公主的金面具都曾让我流泪、颤栗。有时踏入一座博物馆，皮肤就微微发麻，明明满室琳琅，我感受到的却是“空”。器物辗转世间万年，主人只活一世。博物馆是一个让我们看清自身多么无足轻重、生命如昙花一现的地方。正所谓“蜗牛角上争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”。故而常怀悲悯之情，务必以柔和的笔触，与古人古物结个文字缘。

另外，我自认为具备着一点幽默感。倘若读者能从书中捕捉到我那淡淡的风趣，会让我很开心。事实上，已有不少人分享了阅读感受，说他们会随着我的文字“会心一笑”，“轻笑出声”。

工作赠予我丰沛的写作资源。早在当讲解员时，我就决意将来要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汉画像石。后来带着汉画拓片去各地巡展，额外增长了许多见识。又参加考古发掘，拿着手铲在墓里清理文物。基因里文学的天性时时提醒我，不可以忽视和浪费这些独特的体验。

新黄河：您在“自序”中写到浙江大学翟业军教授将您的文章命为“抒情文物散文”，您觉得文物和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前半生作家、后半生考古学家的沈从文给了您什么样的滋养？

燕燕燕：“抒情文物散文”这个定义我很喜欢，因为在写作时，真的是用了心，用了情。

文学有描摹万事万物的力量，当然也包括文物。只不过长久以来，一说到文物，都认为它们应该是考古学的孩子，始终被单一领域覆盖着。对待一件器物，考古学是观其形，文学可以诉其情。文学和文物的联结，解读的维度不止一层。总之，二者相通而不是互斥，区别在于观照者的需求。

沈从文先生从作家转身为文物研究者后，其学术也从未脱离文学的背景。他的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是我的案头书，表面看是一本学术专著，但每篇的角度和语调，诗化的语言和温柔的形容词，都使我素来只当文学作品欣赏。先生自己在引言中也说，这本书的内容“近似风格不一、分章叙事的散文”。

先生早年说过的“为现象而倾心”，曾经点醒了我。后来提出“以物证史”的治学方法，也让我受益良多。最敬佩的是他的虚怀若谷，已是一代大师，仍自谦“始终是一个不及格的说明员”。

新黄河：您在书中写到自己在生命的幽谷以写作与自己和解。写作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？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和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？

燕燕燕：写作对我有多重意义，是去世的父亲对我的期望，是我不变的理想。这些年，依靠写作，我缓解了很大的焦虑，所以写作又是我的良药。

目前依然在创作文物散文，今后也不会远离这条道路。山东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曾作长诗，述其半生事业，其中有四句：“寥落千秋字字金，字中能见古人心。生也有涯知无尽，欲从此处钩深沉。”我亦以此自勉。

历史的旷野无限辽阔，我希望自己眼界宽广，身心健康，行走于陌上，多拾一些花钿。

【人物档案】

燕燕燕，姓燕名燕燕。中国作协会员，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。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，现从事文物工作。作品见于多家文学期刊，入选各类年度选本。著有散文集《梦里燃灯人》。曾获三毛散文奖、孙犁散文奖等奖项。

编辑：徐征